农商银行转型发展四大路径
随着农商银行的转型，其经营范畴、客户结构、业务发展将有一个新的发展趋向，原有的服务格局和发展模式亟待进一步完善改进，其专业化、特色化、综合化和国际化转型发展是大势所趋。新常态下如何实现高起点谋新求变，农商银行必须突破路径依赖，内外兼修，聚力作为，走真正的农商银行转型发展之路。
立足新常态，把握“新趋向”
把握金融监管日趋严格的新趋向。新一轮国际监管制度的改革，不仅强化了单个银行式微观审慎监管，而且还强化了宏观审慎监管，尤其是加强了资本的监管。随着普通股在监管资本中主导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商业银行将面临更高的资本约束。
把握金融脱媒进程加速的新趋向。金融脱媒进程加速导致客户对银行物理渠道的依赖度降低，从而也导致了客户忠诚度的降低，为抵御由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脱媒”威胁，农商银行必须重整业务模式，围绕特定客户的各种金融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并注重于某一业务领域，力求做专做精做出特色。
把握利率市场化的新趋向。目前，商业银行通过大力发行高回报的理财产品来间接获得存款已成现实，资金价格事实上的“双轨制”已经形成，利早和散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的赢利模式带来了挑战。
把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新趋向。受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农商银行国际化特征将进一步强化。尤其是随着西峡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和汽车配件、仲景制药及“果药菌”产品出口贸易业务的发展，为银行国际化提供了基础，再加上西泵公司上市，将持续推进农商银行国际化进程。
立足新方位，彰显“新优势”
彰显农商银行地位形象新优势。农商银行在资本实力、资产规模、市场份额、客户资源、机构网点方面都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并一直处于县域金融机构的领先地位。以某农商银行为例，该行所辖36个营业网点，占据全县金融机构80个金融网点的45%;截至2017年4月底存款余额7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43亿元，分别占全县金融机构存贷市场份额的41.5%和38.2%。无论在存贷款规模、增量、增幅上始终居全县金融机构首位，发挥了县域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作用。
彰显股份制农商银行经营特色新优势。一是继续强化服务三农、服务民生、服务社区的经营特色，把农商银行打造成社区金融;二是实行客户结构中小化。目前中小企业发展强劲，再加上产城融合、产融对接和农业产业化供给侧金融支持加大的态势，贷款供应链融资业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同时财富管理发展空间广阔，中小企业业务和零售业务将成为商业银行竞争的重点。三是从资本陆氏消耗型业务向资本节约型业务转变，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提升中间业务、零售业务、新兴业务和金融市场业务收入占比，将是实现收入结构多元化必由之路。四是抓好同业平台建设，以农村消费性贷款带动高端零售客户，最后取得在代客棚基理财、结算服务、网上银行现代金融服务方面的新突破。
彰显农商银行跨区域发展商机新优势。要抓住跨区域战略发展新商机，借鉴学习先进农商银行跨区域发展新经验，走跨区域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之路，走“强强合作”发展之路，不仅在资产规模、赢利能力等方面迅速赶超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而且要在跨区域经营上实现创新突破。
彰显农商银行普惠金融资源新优势。按照支农惠农“三大工程”要求，农商银行在推行服务网点全覆盖的同时，还要加速推行了ATM自助服务全覆盖和金融支农服务点全覆盖。要通过加大普惠金融设施建设、渠道建设、平台建设，打通支农惠农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要通过推行“公交一卡通”“校园通”“快贷通”“银医通”等普惠金融品牌，加大普惠金融行业推广运用;通过加大电子银行替代率，进一步落实推进粮农综合直补、居民保、医保“一卡通”。
立足新起点，谋划“新格局”
在发展道路转型上要按照标杆银行建设和流程银行建设顶层设计要求，统筹推进“传统性、战略性、特色性”业务发展，围绕“县域经济、中小企业、社区服务”三大板块，启动“绩效管理、风险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三大改革，推进“金融科技、规范服务、廉政文化”三大建设，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三大目标，力求做到管理全程化、产品特色化、服务差异化、制度规范化。
在经营理念创新上要摒弃传统的“规模冲动”和“速度情节”，实现规模、速度、质量、效益同步提高和同频发展。要强化资本约束机制，正确理顺资产负债比例关系，坚持发展能力与资本规模相协调，资本占用与补充相平衡，逐步扭转资本高消耗的经营模式，走资本节约型的发展路径。
在发展方式转变上要注重持续发展，杜绝短视行为;要注重效益发展，杜绝泡沫经济;要注重稳健发展，杜绝违规行为。要把业务发展的着眼点放在又好又快和均衡协调上，放在规模、质量、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美誉度的整体提升上。
在网点功能定位上要从全功能型、理财型、基础型、特色型网点功能分区上，推进网点定位的差异化。全功能型网点主要设立在客户比较复杂、业务量也比较大的商圈内，为客户提供“超市”式的全方位标准化服务。理财型网点主要设立在富裕型、小康型客户集聚区，如中高档居住区，为客户提供理财服务。对于个人高端客户不集聚的地方，则在网点内部增设理财区，提供区别于普通客户的服务区域。基础型网点主要设立在人流大、业务要求简单的区域，如低端住宅区、郊外工业区，网点主要为低成本的封闭柜台，为客户提供便利性快收快付业务。在功能分区上要体现业务流与服务流的对应性。如实行开放式和低柜式的服务，建立包括引导区、24小时自助银行服务区、现金柜台区、理财区、VIP贵宾室等大功能区。同时还要通过咨询台、客户等候区、大堂经理、网银体验区，做好客户引导服务。
立足新航标，打造“新能量”
强化传统业务发展。要做强公司业务，推行以“支行营销为主，总行推动为主”营销模式，实行总支联动机制。要突出公司业务部职能作用，强化客户经理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公司业务营销能力。要通过订单融资，强化同业存款，提高存、贷市场份额。要提升零售业务水平，创新产品，完善功能，尽快做实做强票据结算、代客理财、网上银行业务，开发信用卡综合授信支取功能，推进网点由交易核算主导型向营销维护主导型转型，提升网点产能。加速个人业务条线绩效改革，实现“全员营销、全产品计价”新模式，提供多样化的VIP增值服务，构建“潜力客户、中端客户、高端客户”差异化分层服务体系，提升客户忠诚度。
强化战略业务推进。一是要全面激活银行卡业务，实现“一扩大四突破”。“一扩大”就是扩大发卡规模。“四突破”就是抓好重点行业客户批量营销，实现营销新突破;发行预付费卡，推出金融IC卡，实现产品新突破;完善网点布局，加快自助银行布放，实现普惠服务新突破;要通过“四免一参与”活动的开展，做到常规营销有亮点、阶段促销有特色，实现营销宣传新突破。二要做大电子银行业务，实现“两完善一突破”。要以客户需求为主导，一抓业务功能完善，增加网上银行业务、手机银行代缴水费、交通罚没款、通知存款业务功能，优化柜面签约流程，缩短业务办理时间;二抓营销模式完善，利用助农取款服务点、ATM、POS机等，集中做好惠农补贴、居民保、医疗保险“一卡通”的普惠金融服务，推行自助服务全覆盖，实现电子银行服务新突破。三要做大票据业务，实现结算服务新突破。要加大票据业务推进力度，打通“最后一公里”，并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培育、发展、壮大票据业务管理队伍，不断提高票据业务管理水平，实现结算业务新突破。
强化绩效评价体系。一要发挥资金定价导向作用，增强精细化管理意识，使各支行事前算帐，准确识别利润来源及大小，并以合理的内部资金价格为杠杆，推动网点机构调整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和节约成本。要通过资金定价导向功能和平台作用，逐步构建对产品、客户以及对个人多维度分析与科学评价体系。要发挥资本约束导向功能，进一步强化对资产的刚性约束和资本管理。二要以经济资本和利率市场化为导向，有效配置资本，有效使用资本，降低资本消耗，调增小微企业和个人信贷资产的经济资本占用系数，提高风险定价水平，鼓励引导支行向小微企业和个人业务方向发展。三要完善绩效考核缴励机制，全面梳理各层面考核办法，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方案。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团队管理与考核办法》，合理确定公司业务部和个贷部客户经理交叉业务量模拟创利占比，加大经济增加值、不良贷款的考核权重，加大中间业务收入考核力度，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优化收入结构。
强化人本资源管理。要围绕“人才兴行“战略发展目标，建立农商银行人才库，进行后备人才的储备和重点培养，每年要从人才库中选拔一定比例人员到基层支行挂职锻炼，或择优选拔后备干部到省联社、市办等部门进行培养学习，进一步提升后备干部的综合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同时，启动员工职业发展规则，打造“行政、专业技术”两个系列晋升通道，使员工有更大的发展平台。强化员工培训，搭建员工在线学习和继续教育平台，并对员工培训教育实行积分管理。要设立奖学金制度，鼓励在职员工通过继续教育提高专业技术和学历水平，强化个人、公司条线客户经理团队建设，走“人才兴行、科学理行”可持续发展之路。
请问：农村商业银行怎么样？优点与缺点是什么？
农村商业银行一般是当地政府以及企业共同持股，每个县的农商行是一拆迟个法人单位，省一级由省联社管理，省联社负责辖内县级农村商业银行的高管任命。
优点：
相对于国有六大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扎根于乡镇，网点多于六大行，成立的时间也较早，有先入为主的优势，
（一）普惠金融的优势。国家近些年一直在主推普惠金融，而农村商业银行是普惠金融的主力部队，获得的政策支持也最大，更有利于自身业务的推广。
（二）员工归属感更强。农村商业银行的工资普遍要高于同地区国有大行，员工的归属感也更强。
劣势：
（一）未形成规模优势
农村商业银行的业务一般仅限于县区辖内，跨区经验少之又少，且监管机构对跨区经验又加大了限制力度，因此未能形成规模优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又在不断提升，人口向大中型城市流动，常住人口规模也在缩减，因此业务拓展面临上限。
（二）科技水平有待提升
相对于六大行，农村商业银行的科技支撑化水平还有待提升。目前的形势是全国性业务拓展，需要强有力的汪歼科技支撑，对客户进行分类分级，精准营销，为客户提供更全面、更智能化的存贷款服务，而目前农村商业银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物理网点的功能弱化
早些年，银行的趋势是网点越多越好，但随着网络的普及，银行排队的情况越来越少，大部分业务都已经转移到了移动客户端，网点的功能正在被弱化，而且国有大行已经通过网络的触角将业务推广到了乡村，农村商业银行的业务也面临强有力的竞争。
总而言之，农村商业银行也是银行，员工旅陵李工资总体平均高于国有大行，有优势也有劣势，看你如何取舍。
什么叫草根经济
草根经济：
草根经济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
简介：
在港台新马等华人社区，“草根”早就进入人们的语文生活了，即使在大陆，大约在1987年“草根”就进入语用圈了。现在，它在媒体上的使用频率更是高得惊人，其构词能力和自由组合能力之强为中国大陆以外的滑猛华人社区所不及。在港台新马等华人社区，使用频率较高的是“草根性、草根族、草根阶层、草根民众、草根议员、草根大使”。但是，在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草根×”或“草根××”。例如好早：草根化、信袜桥草根版、草根导演、草根官员、草根大众、草根世界、草根城市、草根经济、草根工业、草根金融、草根银行、草根文化、草根力量、草根组织、草根精神、草根意识、草根运动、草根球队、草根革命、草根情结、草根作品等。
农村互助的三大方向
客观来看，当前活跃在中国农村金仿坦塌融市场的主要有三种金融组织形式：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完成商业化改制的农村信用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商业性金融，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以农户为主体的资金互助合作等内生性金融。不管是追求高收益回报的商业性金融，还是肩负国家支农任务的政策性金融，作为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外部主体，客观上都无法解决与分散农户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单位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由此决定其在农村“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抵押物缺乏、非生产性融资等资金需求特征下，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1]这是现阶段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正在主动退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原因。[2]319
然而，与此相对的另一面则是，新世纪以来，在中央配合新农村建设战略而推出金融“新政”等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推动下（2）[3]，农村地区本已大量存在的以资金互助合作为代表的内生性金融开始向正规化转变，同时还催生了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等多种新型农村金融组织，这在一信纤定程度上填补了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退出留下的市场空间。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着重探讨资金互助组织的不同实现形式。
一、问题与背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变迁主体的异化
一般认为，2002年，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2003年，首次提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都是中央政府为缓解“三农困境”而进行的表达“政府善意”的政策转变。需要强调的是，当此“政府善意”由主管部门转化为“政府善举”的时候，体现“路径依赖”的部门行为所延续的仍然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金融资本极度短缺时期以防范风险为主的政策思想，因此，当体现普惠性质的农村金融改革，逐步推出降低农村金融准入门槛、利于农民获得规范化信用服务等政策调整时，其中可被认为符合经济理性的内在逻辑是：农民之所以会自发地踊跃参加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主要是因为农民通过参加互助合作组织所能获得的净收益应该大于他为此付出的成本。
倘若这个逻辑成立，则可以认为主管部门试图把农村民间本来就存在的资金互助社引导向正规化转变，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在全面推行正规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制之后，[4]最早复苏的资金互助社创立于2004年，由吉林省梨树县闫家村8户村民发起，也即2007年获得银监会第一个资金互备圆助社金融牌照的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个组织从初创到正规化，也实证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它的出现，表明农村资金互助合作再次成为一种政府认可的正式的制度安排，正规的合作金融制度在中国产生。[5]
但从随后的3年实践可以看出：这场诱致性变迁的主体发生了与政府多部门主导农村投资几乎同样体现“精英俘获”机制的异化———充分利用这个政策利好的往往不是类似闫家百信互助社最初发起人这类普通小农，农村社区精英和外部力量成为资金互助社在全国社区遍地开花的重要推手，由此形成的其实主要是不同资本力量主导下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差异化发展格局。
农村资金互助社，狭义的概念是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此类被官方认可的资金组织之外，各地农村确实还存在着数量上大大超过正规资金互助组织的半正规和非正规资金互助组织。本文将那些以承认个人财产所有权为基础，以自愿入股的形式组织起来的，采用合作组织形式经营的信用组织，也在广义上定为资金互助组织。这种以小范围的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社区性金融，是信息对称、互信度很高的民间资金融通组织，有着独特的运行机制，充分利用了社区中的熟人社会机制和社区规范惩罚机制进行信贷风险控制。[6]相比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往往具有更低的农村金融准入门槛和市场交易费用。
从已有的理论研究来看，此类资金互助组织发展前景广阔，但在实际运作中，不管是股权结构、收益分配等基本财产关系，还是决策管理、激励监督以及风险控制等派生的内部治理机制，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由此导致不同的经济、社会和制度绩效。[7]一般而言，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整体上分为三大类：一是银监会正式批准的、有正式金融牌照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比如吉林梨树县闫家村经济合作社资金互助社;二是地方政府认可的、在当地有关部门注册的农民资金互助部，如安徽凤阳等地的资金互助社;三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所设立的资金互助部，这类资金互助组织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大量出现。[2][8]
这种分类从形式上对当前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进行了初步界定，但并不能反映三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而且，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即使是以同一种名义运作的资金互助组织，也有着不同的合作性资源获取方式、业务经营模式以及风险治理措施。据此，本文从运作实质上将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归纳成社区互助合作制、合伙人股份制以及高息揽储的“假合作制”三种主要类型。
具体而言，一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纽带，以“互助合作”目标替代公司制金融“利润”追求的社区互助性金融组织，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公平分享低利率贷款额度”、“股金额—贷款额”的联动以及“按存贷款交易量返还”等体现社员成员权的制度安排;[1]二是核心发起人都为乡村精英，凭借资本等稀缺性要素获得绝对主导地位，实行的是核心发起人集所有权与管理权为一体的制度安排以及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其余社员处于依附地位，属于典型的内部人控制;[9][10]三是以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为名，以高额利息回报作为诱饵，外部资本力量借由农村基层金融机构代办员和村干部等乡村精英的信任资源开展在地化的高息揽储，但并不提供本地贷款服务，吸储资金主要流向高风险的投机性领域。[11][12]
二、社区互助合作制：股份的均齐性与体现基本成员权的公平性
经典的西方合作社原则规定，社员股金具有均齐性和有限性的特点，合作社社员不因股金的差别而有地位的差别。这个原则限制了资本集中度，可以防止大资本控制合作社，也是合作社“人合”之区别于股份公司“资合”的基本特征。这些股份保持均等的合作社，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外部资源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参与社员为了分红和管理的方便保证了股份的均齐性。如安徽肥西县小井资金互助社，在30多万元的股本中，外部的公益组织投入了25万元，社员入股大都在3000元左右。二是社员大部分在亲缘关系之内，如安徽明光市潘村镇兴旺村资金互助社的9位发起人是亲戚关系，而且社员规模不大。三是社员的同质性使得社员股份差异不大，如湖北监利县的养老基金成员皆是村中老年人。
与此同时，为了既能吸引资本，也体现资金互助合作的基本原则并保障社员的权力，资金互助组织设置了多种股权。以吉林梨树资金互助社模式为例，分别设置资格股、投资股、流动股、国家社会公共股。这里的资格股是成为社员的“入门券”，各地对资格股都有一个最低限度，100—5000元不等。拥有资格股的社员有一个投票权，并享有资金存贷服务。部分社员加入合作社是出于应急需要，在加入合作社之后随即申请贷款。为防止此类人员在入股贷款后立即退股，一般会规定退出时限，比如在两年或者三年内不允许退股、但可以转让。为了以后能够获取长期的投资收益，其成员也可购买有限额且数额不等的合作社投资股，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保持社员投资入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限制合作社内部投资股为代表的话语权，避免稀释资格股所代表的合作社社员的成员权。
此外，由外部力量推动的资金互助组织往往有外部股金。在这些股金中，有的是村集体的资产作为公共股，由于集体资产的社区共有特性，它的存在保证了非社员享受金融服务，安徽省太湖县小池镇的资金互助社即是如此。而国家社会公共股是指来自合作社社员以外的政府、社会团体、集体或个人捐助的资金，捐助者不享有任何权利，但有权利指定用途，比如充实风险基金或者奖励基金等。
客观来看，社区互助合作制性质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与一般公司制金融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所体现的是合作经济的“平等”原则，而非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具体而言，主要借助三个制度设计来保障基于成员权的收益分配：一是“公平分享低利率贷款额度”，并通过相关规章制度予以必要限制，以防止部分人占用过多的贷款资源，尤其是在资金互助组织贷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低利率的信用额度分配实际上是组织内部的一种利益分配。二是“股金额—贷款额”的联动机制。按照一般性的资金互助社的章程规定，社员借款最高额度不得超过自有股本金的6倍，若需要增加贷款，则需要相应增加股份。这一制度安排是为了打造合作社自身的风险约束机制，同时，也可以在合作社资金规模逐渐扩大时控制利率水平，使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达到自动的均衡。[13]从表面上看，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资本的公益性，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其他制度———尤其是出资平均化条款的配合下，将信用额度与股金结合可以起到贷款资源“按人”分配的效果。[1]三是“按存贷款交易量返还”的分配制度。通常情况下，合作金融返利的制度设计是为了降低农户资金的使用成本，并以存贷款交易量作为返利依据。而且通常情况下，为了鼓励社员存款，返利额主要是根据存款额来确定的。
这种真正体现合作制基本原则的资金互助组织，推行的是有利于一般社员的收益分配制度，也势必因缺乏对能人的激励而使合作社显著降低市场竞争压力下的生存能力，因此存在发展规模上的局限性。而且，虽然乡村具有基于血缘地缘的互助传统，但一般只是在相应的范围发挥作用，如果超越信任半径，合作社组织的成员构成就会变得复杂，内部社员间的异质性特征就会更加显著，社员间的利益关系也会不断侵蚀社区内部的亲缘关系。鉴于此，合作组织内部的等价互利原则就显得更为重要，即要求股份和权力关系对称，从而逐渐演变成少数核心股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合伙人股份制。
三、合伙人股份制：股份的非均齐性与对大户依赖的现实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一方面信用合作运动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潮流，其基本原则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异化。在强调“效率优先”的制度演进过程中，因少数精英相对于一般社员更为有效率而使得非赢利的、“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被追求发展和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出现互助合作制向股份合作制转变的趋势。[14]这种趋势在中国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了普遍体现。另一方面，实践也证明，劳动的联合必然排斥资本的集中。这对于以货币经营为主业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局限。
信用合作因为以经营货币为主，与农村专业合作社相比，对资金依赖更多。信用合作的资金主要来源分两部分：社员股金和社员存款。经典的考核合作社经营绩效的标准是它为社员提供服务的质量，而不是盈余。这个特征也影响了信用社资金来源———以营利为目的的资金一般不会投入到信用社。[14]
而资金互助组织，本质上是一个以小范围的血缘地缘关系为边界的金融组织载体吸纳民间资本的组织形式。相比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进入门槛较低，规模小的民间资本在利好政策的积极鼓励和完成正规化过程的互助社示范效应下诱发了收益预期，认为这是产业资本升级到金融资本的一个可行的通道。在这个金融组织低端链条上，能够以较低成本进入分享金融资本收益的农村社区力量主要是原体制内的基层金融人才、各种民间金融从业者以及农村政治和经济精英。他们自身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承担最初组织动员的成本，或者将其所拥有的资源通过社会关系转移到新成立的组织，从而有效地降低组织的动员和运行成本。
随着资金互助组织的合法性地位增强，兴办资金互助组织的农村社区精英，获得投资收益而不是享受借贷服务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在当前资金互助组织的制度设计中，往往通过设置投资股来保障大股东的投资收益，这也是吸引资金的现实考虑。如河北顺平县盛源玉米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部，2011年由11个原始股东各拿出2万元组成资金互助的投资股，并在年终将投资股的分红持续注入以形成资金的积累，到2015年为止，每个原始股东的投资股由2万元增长至10万元，而投资股的总规模也达到110万元。初步估算，原始投资股东的年均资产收益率达到89%。一般而言，社员的资格股是允许增加的，但有200元的限额要求，不过若要新增投资股股东，则必须要经过股东大会的集体表决决定。
据此看，按照发起人和股份大小的不同，可以分为核心发起人和普通社员。这是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内部拥有显著差异的稀缺性要素的两个群体。其中，拥有的资源稀缺性越高，则越有可能拥有组织的控制权，反之，拥有组织控制权的可能性就越小。[15]在合伙人股份制性质的资金互助组织中，不管是所有权、管理权、控制权的归属，还是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发起人凭借其所拥有的稀缺性要素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普通社员更看重的是贷款权利，投入多少股份是由贷款需求来决定的。因此，这类组织的治理一般从核心发起人控制，小农户一般对组织的决策影响力很小。虽然几乎每家互助组织都会依照银监会的章程指引，设立社员大会并作为名义上的最高决策机构，但社员代表一般由大户中选出或控制，有的互助组织在发起时就明确了最大的前几名股东直接进入理事会，此类互助组织的利润按股分配。以马九杰、周向阳在吉林调研的四家资金互助社为例，如表1所示。
表1 吉林四家资金互助社基本情况
此类合伙人股份制性质的资金互助组织，推行的是一般意义上“效率优先”的制度安排，也势必会因少数精英相对于一般社员更有效率，而使内生具有普惠性质的合作金融发生趋向于“精英俘获”的制度改变。其客观结果，除了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外，还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在宏观经济下行形成外部性风险陡增的条件下，为了加强风险防范，此类资金互助组织只能把微观运行的风险更多交由经营者个人承担，则虽然可以降低合作金融的不良贷款率，同时也实质性地转换成责权利由组织更多转化为个人，遂至组织结构离散的制度风险。[16]由此，实际发生的制度演变，乃是承担金融风险的少数投资股东占有最多收益，内在改变了合作制的基本原则。
四、以合作金融为名、以高息揽储为实的“假合作制”
与合伙人股份制性质的资金互助组织相比，农村合作金融异化程度更高的当属高息揽储的“假合作制”。很多开展金融借贷业务的金融组织往往以专业合作社内部的信用合作为名不同程度地跨越政策红线，行高利贷之实，业务经营范围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合作社社员范围之外，并且主动地去追求投机性领域的高收益等等。此类合作社大多在注册时名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范围是统购统销、农机合作、技术交流等，但实际上是在农村地区非法高息揽储。目前，此类案件在河北、江苏、辽宁、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大量发生，而且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涉及资金规模上百万到上亿元不等。
这些非法吸收存款的假合作社，尽管手段有所不同，但有共同性特征：一是高息揽储。几乎所有这类合作社都会以高额利息作为诱饵吸引农民存款，表面上的利率和一般银行利率差不多，但往往附带着其他福利，包括赠与农民一瓶油、一袋米以及股份分红等，使得实际存款利率远高于所规定的利率。如江苏南京浦口区顶山街道农民资金专业合作社，其存折利率与普通银行相差无几，但实际上一年期存款利率5.75%，二年期存款利率7.19%，远高于普通银行利率。[17]二是雇佣在地方有广泛人际关系和信任基础的代办员。这类合作社雇佣的是在乡间具有一定威望信誉的村干部，或是曾经在当地金融机构做过银行业务的信贷员来完成农民的存取款活动，主要利用他们平常在乡村里积累下来的信任资源开展业务。代办员也往往会因吸收存款而获得相应的提成，如河北省高碑店市梁家营乡方庄村代办员每吸收万元存款便可获得300元的提成。[17]三是开展虚假宣传。许多合作社打着响应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号召的旗号，行违法犯罪之实。如河北省清苑县复兴果蔬专业合作社承诺1万元年利率4.08%，实际按4.68%结算，声称高出部分利息是国家给予的农业补贴。[18]
此类以合作金融为名，行金融投机之实的“假合作制”机构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一种行业性风气，它们大多以7%—10%的高利率来吸收农民存款，相比于目前实体经济5%的社会平均利润率而言，其所投资的项目难有稳定的资金回报，风险极大，而且基本处于国家金融监管的盲区。更为严重的是，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和金融资本过剩的背景下，一旦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没有银监会金融牌照的农村金融组织将会面临严厉整顿，不排除有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的信用合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资金借贷的结构性矛盾，但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名、行高利贷之实的非法操作很可能会破坏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大局。
五、结语
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的民生新政及2006年配合“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而推出的以三种小型农村金融形式为主的利好政策，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实现这种政策内含的“普惠金融”目标。前文所述农村社区精英属于社区内生力量，他们具有支付前期动员和组织成本的能力。还有一部分资金互助组织的发起，主要来自于社区外部力量的推动———政府、外部社会组织和个人。因为各自的力量来源不同，在这个组织平台上也就体现了不同的利益诉求。
第一，真正体现合作制基本原则的资金互助组织，大多社员具有同质化特征，在外部力量的综合平衡下，推行的是有利于一般社员的分配制度，其所面对的主要是小农家庭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常态化需求，信贷规模相对稳定而且有条件通过共同财产和收益分配的组织载体对外部性风险实现内部化处置，但客观上也会因缺乏对能人的激励而使合作社显著降低市场竞争压力下的生存能力。
第二，合伙人股份制性质的资金互助组织，一般会因为少数精英相对于一般社员更为有效率，而使内生具有普惠性质的合作社发生趋向于“精英俘获”的制度改变。尽管通过“效率优先”的制度安排能够实现较好的经济绩效，但在寻求信贷业务扩张的过程中，其发展没法纳入正规金融服务体系的“优质客户”的“逐利性”过程，恰恰与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外部性风险不断累积的过程同步，这在“合作制”无法自我化解外部性风险的客观条件下，必然导致组织风险按照责权利对等的原则分散为个人风险，最终形成组织离散的制度风险。
第三，以合作金融为名、以高息揽储为实的“假合作制”，能够成功运作的关键在于外部资本力量与本地乡村精英的内外结盟———外部资本提供合作金融的项目题材嫁接本地精英的在地化信任资源。此类“假合作制”以“庞氏骗局”为实质内涵，所体现出来的金融异化程度远高于合伙人股份制的资金互助组织。
综上所述，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以新制度正式实施后，行动主体从最初的草根实验迁移到社区精英、地方政府和外部力量。资金互助组织的不同形式也满足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却并非均衡状态。但总而言之，面对总量巨大、高度分散且兼业化的小农，如果政府不通过具有足够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将其纳入由国家承担最终责任的综合性的组织体系，不管愿望多么美好都不可能自发形成农业生产领域的合作社经济。即便依靠社区内精英或外部社会力量形成合作社组织，也会因普遍存在的“精英化”趋势而不可避免地演化为组织性质上的“去合作化”。
网络上常出现的“草根”一词是什么意思?拜托各位大神
草根(grass roots)一说，始于19世纪美国，彼时美国正浸于掏金狂潮，当时盛传，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后来“草根”一说引入社会学领域，“草根”就被赋予了“基层民众”的内涵。 “草根”的说法产生于十九世纪美国寻金热流行期间，盛传有些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的地方就蕴藏黄金。英文grass roots。单列为一个词条，释义是①群众的，基层的；②乡村地区的；③基础的；根本的。 “草根”，在广义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和政府或者决策者相对的势力；这层含义和意识形态联系紧密一些。我们平常说到的一些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等一般都可以看作是“草根阶层”。有学者就把非政府组织（也称为非官方组织，即N.G.O）称作草根性人民组织。另一种含义就是和主流的或者说是精英的文化、阶层相对应弱势阶层活动力量。比如一些不太受到重视的民间、小市民的文化、习俗或活动等等。例如在台湾民进党的行动纲领中，有一条是这样表述的：“文化桥樱鼓励草根文化，维护文化财产及民间技艺，加强巡回展览演奏，平衡城乡文化发展。” “草根”在网络和现实中的解释，可以说很全面的。每一篇都谈到了“草根”，以及对其的来源，英语、汉语的解释，也都承认最早是流行于美国，而后在80年代敏蠢丛传入中国，又被赋予了更深的含义。在各领域都有其对应的词语。正如DoNews.com创建者刘韧在其博客《草根的感档型激》中说的一样“草根是相对的。有一种说法叫“合群之草，才有力量。”这句话有两种解释，第一就是不要孤芳自赏，要主动合作。第二人多力量大，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一颗草是永远也长不成参天大树的。 近来文化研究，学人多有引用“草根”一说者。野草因其平凡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野草是阳光、水和土壤共同创造的生命；野草看似散漫无羁，但却生生息息，绵绵不绝；野草永远不会长成参天大树，但野草却因植根于大地而获得永生。 野草赋有民众精神，它甚至于带着顽固的人性弱点，草根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立性。 所谓“草根化”也就是平民化，大众化等等，但从各种文章来看，实际应用中的“草根化”的含义远比以上的解释来得丰富。草根和有权无权，地位高下没有关系。它具备两个特点：一，顽强，应该是代表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二，广泛。遍布每一个角落。照此推理，我们每一个在自己键盘上坚持更新的Blogger应该都是草根。网络业应该是一种草根文化。 在港台新马等华人社区，“草根”早就进入人们的语文生活了，即使在大陆，大约在1987年“草根”就进入语用圈了。现在，它在媒体上的使用频率更是高得惊人，其构词能力和自由组合能力之强为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社区所不及。在港台新马等华人社区，使用频率较高的是“草根性、草根族、草根阶层、草根民众、草根议员、草根大使”。但是，在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草根×”或“草根××”。例如：草根化、草根版、草根导演、草根官员、草根大众、草根世界、草根城市、草根经济、草根工业、草根金融、草根银行、草根文化、草根力量、草根组织、草根精神、草根意识、草根运动、草根球队、草根革命、草根情结、草根作品等。 何为“草根”？其实又很简单。可是“草根”一词的流行似乎超出了本义的范围，它的比喻义究竟是什么？还是要查词典。可是,刚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有76条，都没收“草根”。词典不立目，也没什么，可是它产生了引申义，词典编者依然视而不见，就未免令人遗憾了。 “草根”，寓意和囊括了许多许多，真的是很难概括，很难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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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农商银行控股几家兴农贷款
津农商银行控股四家兴农贷款。
天津农商银行分别在武清、宝坻、蓟县、宁河四个涉农区县筹建贷款公司。2012年12月31日，上述四家贷款公司同时开业，实现了新型金融机构对天津市主要涉农区县的全覆盖，重点强化了对“三农”的金融服务力度。
拓展资料：
1，静海兴农贷款公司简介：
a，为创新支农服务形式，2008年6月天津农商银行在静海县设立了我市第一家经银监会批准的贷款公司——静海兴农贷款公司。作为服务农村地区的专业金融机构，静海兴农贷款公司在市场准入、客户定位、审批流程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绩，为进一步推广该经营模式提供了蓝本。日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的目标，其中如何有序引导资本下乡、实现农民收入倍增成为关注焦点。为了破解资金难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天津农商银行在静海兴农贷款公司成功经营和运作的基础上，经银监会批准又在武清、宝坻、蓟县、宁河四个涉农区县分别成立贷款公司。
2，公司特点：
a，四家贷款公司将充分发挥“小、快、灵”的特点，采用适宜的贷款政策与灵活的定价方式，以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为经营宗旨，依据当地的资源条件，找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积极适应农业和农村信贷需求特点，用足用好信贷消猛支农政策和信贷支农产品，加大有效信贷投入，支持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鼓励民营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从事各种合法的经营活动。
b，力将自己打造成一家服务优质、营运安全、业绩优良的金融机构。作为一家来自农村的“草根银行”，天津农商银行始终秉承“成为持续发展的、区域领先的、专注于三农和中小企业的社区型零售银行”的战略发展愿景，积极销桥稿践行社会责任，切实扶持天津市“三农”和中小企业的壮大与发展。天津农商银行将以四家贷款亏孝公司开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加快金融创新力度，积极推进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拓展金融服务渠道，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努力将自身打造为农村金融服务专家。